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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意义上以佛像为中心的石窟寺，大约出现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。这段时间，各地陆续出现最早的佛教石窟。在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古犍陀罗地区，人们在山中修建石头建筑并安置佛像；开凿于东汉年间的新疆喀什三仙洞，很可能是中国境内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；同期四川乐山也出现与墓葬相结合的崖墓佛教石窟；在新疆库车一带开云电子，出现了一批以居住和修习禅定为目的的石窟，墙上画满壁画。

从出现到兴盛，中国石窟体现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。原始社会末期，中国汉地文化就已到达西域并产生影响。例如，新疆克孜尔石窟内的壁画天相图，既有西方文化中的僧人在天上飞翔，也有东方文化中月亮上的蟾蜍，融合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；建造克孜尔石窟的古龟兹国位于今新疆库车，当地出土的彩陶在造型和纹样上与甘肃、青海彩陶有诸多相似；中国佛教史著名人物鸠摩罗什生于龟兹，后移民长安，将大量印度佛经译成汉语，是一个讲汉语的库车人。

但西方对中国石窟的研究，只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。由于石窟大多在中国，中国的石窟研究始终有主导性。20世纪40年代，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”(今敦煌研究院前身)成立，开始了对莫高窟文物的保护、整理和研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学术有了长足进步，研究能力大幅提升，研究广度和深度也远超西方。当前，中国的石窟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

例如，1993年起，中国与柬埔寨、法国、日本、意大利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，共同开启柬埔寨的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，30余年来深度参与周萨神庙、茶胶寺、王宫遗址等多项文物保护工作。近年来，在“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”框架下，中国与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在联合考古、世界遗产等领域开展合作，参与保护亟待抢救的国际文化遗产。

石窟是重要的人类文明遗产，今天人们仍对千年前的石窟充满热爱，不仅是对古代文明成果的尊重，更是一种文化共鸣。因此，保护好、研究好、利用好石窟遗产，让文物“活”起来，不单是用高科技让壁画中的人物“动”起来，还要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，使其成为取之不竭、传承发展的文化资源。这种生命力，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所在。(完)

宁强，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，博士生导师，考古学家、艺术史家、画家。哈佛大学艺术学博士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北京市“海聚工程”海外高层次人才、北京市特聘专家。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、圣地亚哥州立大学、密西根大学、康涅迪格学院。2008年回国后，受聘兰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、敦煌学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学术专长为敦煌艺术研究、西域考古、“一带一路”艺术与文化研究。出版《敦煌石窟艺术——社会史与风格学的研究》《敦煌石窟寺研究》《敦煌佛教艺术——美术史的分析》、Art,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(《中古中国的艺术、宗教与政治》)等。